不倒的旗帜 |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外公
陈竞
1 告别
今年元月6号的晚上，我乘坐当天的最后一班飞机，回到了家乡，一座四线南方小城。第二天清早，我坐二姨父的车赶往外公的故乡，赤马镇。一个月之后才是除夕，小镇还没有准备好辞旧迎新，紧闭的门窗贴着去年的旧春联，冷清的街道上望不到人影，任由绵绵不断的细雨将路面打湿。
当车子开到了那个熟悉的路口，我顺着那个路口望去，它的左侧还是理发店，外公常常在那儿理发，现在关着门；右侧还是米粉铺子，也是一家经营多年的老店。沿这个路口往上开50米，见到一堵矮墙，上方露出一棵硕大的柚子树，外公家就到了。
以前回家过年，车子刚过路口，就能看到外公的身影。每次，估摸着我们快到了，他会走出院子，提前在路边等我们。远远地，我们就能认出他来——他喜欢把手背在身后，腰板挺得笔直，像极了院里的那棵柚子树。我们会摇下车窗，叫他一声“外公”，他会笑着点点头。
可这一次，他没有在那个路口等我们。
家里变得十分陌生。曾经一家老小吃团圆饭的大厅，已被布置成灵堂。祭台上，熟悉的笑容凝固成一张黑白照片，周围裹上黑布。冷飕飕的屋里漂浮着呛鼻的炭火味。
在客厅里见到许久没见的亲戚，木木地看我一眼，没人说话。记忆里属于这个地方的欢声笑语、电视晚会声、麻将的碰撞声、将年货送进嘴里的咀嚼声…都已听不见了，只隐隐听到他们在哭、在叹气。
他们一整夜没睡。昨天下午，外公病情恶化，被送进重症监护室抢救，输液，做心肺复苏。医生表示，由于病人有肺结核，气管阻塞很厉害，只能做急救手术，要切开气管，将痰排出，不然无法挺过今天。
但即便急救，医生在病房外说，毕竟年纪到了，也只能多活几个小时。舅舅听后，倒地大哭。
病房里，外公逐渐恢复了意识。他清醒后做的第一件事，是将氧气罩拔下来。当时他极度虚弱，已经无法说话。面对大家的震惊和不解，他指着输液的管子，摆了摆手，意思很明白：没必要了。
但如果不抢救，医生说过，病人就只剩下1小时了。所有人都在哭，外公的眼睛也红了。
过去的一个多月，他们轮流守在外公病床前，24小时寸步不离，晚上困了就和衣而睡。看着外公日渐虚弱，妈妈想起他从前的样子，心里满是英雄迟暮的悲哀。
外公年轻时是一名军人，随部队在东北驻扎了七年之久。他曾在辽宁省营口市滴水成冰的冬天，拿膝盖当课桌，坐在老百姓的院子里写字；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雪地里翻、滚、爬、跑，参加军事演习；在100多人的炮兵连里，他是体育运动的佼佼者，屡屡参赛获奖，还被选中参加天安门的国庆阅兵…故而自认为“身体素质超出常人”。
得益于良好的身体素质和不寻常的意志力，他虽在十年浩劫中被错划为“右派”，解甲归田做了农民，却凭靠拼命劳动，养活了八口之家。
在最艰苦的日子里，他从没生过病，也没求过人。子女生病无钱医治，他就步行上百公里到省会，出卖衣服、书籍。后来还走街串户卖扫把、去砂石厂当小工。这些事被当地宣传队当作把柄，批斗他搞“劳力自由支配”、“投机倒把”。公社召开万人批判大会，他被推上台，成了四个批判对象之一。任人怎么批斗，台上的他昂首挺胸，心中不觉有错，还即兴作诗一首，随后记在日记中。
这一晃半个世纪过去，外公严于律己、清高自傲的个性，也没有被时光改变。直到去年9月，85岁的他还坚持自己洗衣洗澡，将被子叠成整整齐齐的豆腐块。为此，妈妈和外公有过一次争吵，起因是一件芝麻绿豆大的事——外公非要在洗澡后，自己倒掉洗澡水，妈妈和舅舅让他别管。
“洗澡水那么沉，万一你摔了怎么办？……你已经八十多了，还当自己是年轻人？”
听了这话，外公满面怒容，大手一挥说道：“不要你们管！”
第二天，他闷闷不乐地躲在卧室里，人也不见，饭也不愿吃。
他不是没有感受到疾病和衰老的双重夹击。去年，他明显发现腿脚使不上力。妈妈带他去参观芷江抗日战争纪念馆，原本是他几年前就开始期待的，但真到了那一天，没逛多久，就腿脚无力，不得不向纪念馆借用轮椅。
年纪大了，他总是生病，却很讨厌医院的束缚感。每次医生建议住院，他都会极力抗拒。还是去年9月，子女们好不容易安排好床位，他没住两天，就嚷嚷着要出院，还声称：“不自由，毋宁死！”
固执的老小孩，妈妈心里想道，嘴上却只好顺着他的逻辑说下去：“短期的不自由，是为了长期的自由——如果听医生的话，可以早点回家过中秋！”
去年中秋，也是我举办婚礼的时间。当欢闹沸腾的人群涌进婚车、驶出小区时，外公虚弱地躺在我家卧室的床上。婚礼完后，我和老公去看望他，他鼻里插着呼吸机的管子，一边吸氧一边连连道歉：身体太差，没能去婚礼现场…
去年年底，浏阳持续降雪，病床上的外公非常难熬。再次出院回家时，他瘦得皮包骨。没过几天，病情再度恶化。这一次，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，外公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。
弥留之际，外公做的最后一件事，是用自己最后的力气，努力地抬了抬手了（当时他已经说不出话）——他想看一眼手表，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。妈妈问，是不是要手表？他点了点头。手表戴好后，妈妈问，要不要回家？他再次点头。大家用担架将他抬上救护车，离开了医院。一路上，他们紧握着外公的手，直到那双手渐渐失去体温。
外公去世的第一天，姨父买了一身崭新的高级西装，给他穿上。他笔挺地躺在棺木里，手上仍戴着那只陪伴他多年的手表。
2 送别
外公走得突然，对于后事的想法从未详细交代过，他的子女们便从不同角度揣测，对同一件事的态度也有所不同。比如究竟用哪张照片作为遗像？要不要请歌手、找西洋乐队热闹热闹？葬礼的工作人员多由乡亲们自发组成，每天各自忙完一摊事，总还剩下大把的时间，葬礼长达十天，日子一久便会无聊。于是就想，要不摆一桌麻将，给乡亲们娱乐消遣？
最终，他们达成一致：虽然父亲戴瑞生生前节俭，也曾表示“后事不必铺张浪费”，但本着“入乡随俗”的原则，还是要给他办一个热闹体面的葬礼——当地习俗怎么办，戴家就怎么办。
黑帐高悬，锣鼓齐鸣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四面八方的亲友前来凭吊，一串串鞭炮点燃，一壶壶烧热的茶水端进客厅。面对源源不断的凭吊者，舅舅一次次下跪磕头，终于体力不支后，由他的两个儿子、我的鹏哥哥和飙哥哥顶替。妈妈和三位姨妈轮流守夜，和外婆一起按时哭灵——这是很多农村的习俗，死者的所有女性亲属每天早6点和晚6点都需要在棺材旁，以痛哭来寄托对亡者的哀思，每次至少半小时。
每当外婆将她们从无限睡意中拽起来，催她们去哭灵时，我总担心她们几个透支过度，然而奇怪的是，她们半睡半醒地回到棺材旁边，总是还哭得出来。
整场葬礼中最热闹、也是最声势浩大的，是西洋乐队来家里的那一天。乡亲们围在院子里，默不作声地看着十来个年轻女孩排成一列走进灵堂。她们身材高挑，穿着统一的黑色短裙、打底裤和牛皮靴子，上面套一件短款羽绒服。虽然打扮得青春靓丽，她们脸上却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，一边吹号打鼓，一边绕着棺材走，如此几圈过后就离开了。随后登场的是一名乡镇歌手，年纪大约四十来岁，身材臃肿，但嗓音十分洪亮。在家对面搭起临时的舞台上，他手握麦克风，在刺耳的音响伴奏中，唱起了经典老歌《父亲》。
我的老父亲/
我最疼爱的人/
人间的甘甜有十分/
你只尝了三分/
葬礼的最后一天，院子里坐满了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客人。追悼会上，主持人先宣读了逝者生平故事，接着乡镇领导代表发言，最后是子女代表发言。我的父亲大步走到人群前，接过主持人的麦克风：
“各位父老乡亲们好，我是戴瑞生老先生的二女婿，陈XX，由于父亲的子女们伤心过度，今天由我来代表他们致辞。”尽管他一向沉稳干练，在读到外公如何为家庭付出时，还是哽咽了，而舅舅和几个姊妹早已哭得撕心裂肺。我们几个表姊妹不停地安抚，并且花了很大力气才将他们搀进客厅。
喝了点热茶，休息片刻后，他们又恢复了平静，继续投入到葬礼的一系列琐事之中——打扫地上的瓜子壳，清洗客人的杯子，给火盆加炭，带领客人去用餐。虽然姊妹几个胃口不太好，但还是找来一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厨师，负责葬礼期间所有人的伙食。这位厨师做的饭菜一向非常可口，却在追悼会当天准备几百人的午餐时突然发挥失常，小姨对此抱怨不已，特地跑去敦促厨师提高晚饭的品质。
当天晚上，舅舅和几个姊妹彻夜守灵，戏班子敲锣打鼓唱了一整晚。第二天早上6点，戏班子收了工。灵堂里的黑帘子被一条条扯下来。棺材盖打开，遗体抬出来，送往殡仪馆火化。
舅舅他们不忍目睹亲人被火化，所以由我和表哥在骨灰领取大厅等候领取。在我的印象中，那是个没有温度的地方——一个巨大的白色房间，有三层楼那么高，里面空无一物，只有一条长长的传送带，从一个四方形洞口伸出。洞的深处，大概就是焚化炉。
在它的内部，高温摧毁人的躯体，只剩下白骨和灰烬。它是公正的执行者，从不区分这具躯体主人的好坏、美丑与贫富，统统加以销毁。它是生命的重置按钮，无论多么繁复的生命形式进入这里，都将还原为最原始的、稳定的、纯粹的、与土地类似的成分——无机物。
我听说，有些人忌讳提及死亡，会把“去世”说成“回去”。这种说法的源头难以考证，但其中的深意很好领会：我们活着，只是人世间的一次短暂停留，最终还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。
于是这一天，我们捧着他的骨灰，送他回到故乡源头村。连下数十天的雨终于停了，天空澄净。送葬的车队从浏阳殡仪馆出发，穿过高楼林立的浏阳市区。在过去的30年间，他的子女们陆续在此安家立业，享受着远比上一辈更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、更优越的物质条件；但对于自己的晚年生活，他更愿意在宁静的赤马镇度过。
我们的车队驶进小镇街道，路过他曾工作过的镇政府、孩子就读过的赤马中学。40年前，中央对“右派分子”进行全面复查。两年后，外公被彻底平反，恢复党籍，还补偿了2400元（当时是一笔巨款）。为了庆祝，外公带着全家第一次去了城里，每人做了一件新衣服，后来又拆除老房，在赤马镇盖了两层的新房，正式从源头搬到赤马。
平反后，为了照顾在赤马中学上学的三姨，外公没有选择去城里，而是在赤马镇政府工作。他担任司法助理员一职，兼任法律服务所所长。七年间，他走村串户普及法律，调解各类民事纠纷，还曾为乡村企业打了十多场官司，挽回二十多万元经济损失。
突然，鞭炮声响起，行驶着的车队停下。在我正前方的车辆里，两位表哥一左一右钻出车来，一路小跑至放鞭炮的乡亲面前，恭敬地下跪磕头，直到对方上前将自己扶起。同车的大姨告诉我，这是当地的习俗。知道街上有谁去世，有心的街坊便会出门，点一串鞭炮，以此送TA最后一程。死者的儿子或长孙见了，也应当下跪以示谢意。
车队在这条漫长的街上缓缓行进，鞭炮一串接一串地点燃。伴随着噼啪作响的鞭炮声，表哥们奔向一户又一户人家、下跪致谢、送出一包又一包香烟。事后一点，一共送走了180包香烟。这也意味着180户人家曾经走到门口，为外公送行。
直到车子彻底拐入深山，村民们的身影才消失不见。车子又经过一段曲折的小路，终于停在他出生的村庄，源头。86年前，外公在这个群山环抱，有小河蜿蜒而过的地方，呱呱坠地。他读过私塾、小学、中学，成绩优秀，且心怀梦想。本来，他可以考大学，进学校，当老师，端一辈子铁饭碗。但他不甘于此。
我们将外公的骨灰葬在山坡上，承诺经常会去看他。然后下到山脚，抬头一看，雨后的天空开始放晴，竹子被洗得嫩绿。几只小鸟扑腾着翅膀，飞过头顶。
3 惜别
死亡有三重。第一重，是在你身体机能停止运转之时；第二重，是当你的身体被运送到坟墓中；第三重，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刻，你的名字最后一次被人们提及。
——《生命的清单》
外公下葬之后，家里似乎回到了葬礼前的状态——灵堂被撤掉，变回一家老小吃饭的餐厅。地上的烟头和瓜子壳被扫掉，用水洗过，露出光洁的地砖。泡茶的、做饭的、唱戏的、帮忙的乡亲都走了，家里空空荡荡的。
外公的卧室里，枕头上有被压皱的痕迹，床已经空了。打开书桌的抽屉，里面还沉甸甸地堆放着房间主人的各种物件。书柜里摆满了书，但它们很快都会被清空。
他参军时的军徽、星级勋章和荣誉证书，会被无偿捐赠给市博物馆。在军队里，他担任过文化教官，负责全连的文化教育工作。他平时喜欢写作，发表过多篇诗歌和散文，曾被《前进》报社聘为通讯员。
因为看不惯军队的官僚主义，他发表过一些讽刺领导的作品，让当时的政委和主任心怀不满，批评他“丑化军官形象”“骄傲自大，想成名成家”。后来，反右倾运动愈演愈烈，他在运动中被划为“右派”，取消干部身份，发配黑龙江农场改造。他坚决不去，当场撂下狠话，说要解甲归田，当个农民。
从那以后便开启了他备尝艰辛的20年。他这一生写下的大多数诗词，都是这个时期所作：
【忆昔抚今（一）】
投笔从戎去塞东，请缨曾效汉终军。
手提高祖斩蛇剑，臂挽由基射将弓；
纵马首山寻薛礼，驶船渤海忆曹翁；
沙场醉卧无缘得，解甲归田钓渭滨。
1962年于家
【抒怀】
漫天云雾黑沉沉，噤若寒蝉不放鸣。
又似游龙困浅水，更为猛虎离山林；
犬欺虾戏横眉视，鼠咬蛇伤怒目瞵；
雾散云收定有时，光明大地任驰奔！
1966年于家
【异乡谋生杂咏 （三）】
商旅江西又返湘，潭州砂石双肩扛；
艰难苦累无须说，别妇抛雏恨断肠。
1973年9月湘潭市
【公社万人大会受批判】
昂头天外立台中，狺狺吠声充耳闻；
韩信不辞胯下辱，丈夫能屈亦能伸！
1973年11月5日茶园
从2017年开始，他的字迹越发潦草。察觉身体一年不如一年，外公早在2年前为自己写好一副“自挽联”。去年8月，他鼻里插着呼吸机输氧，手指已经有点使不上力，但他还是费力写下了一联22个字。
【自挽联】
学而优则仕乎，从戎执教事农耕司法甘苦备尝；
时势弄人留遗憾，无奈辞尘跨鹤西天去。
勤且俭岂富也，赡母扶妻抚儿女课孙乐忧皆味；
天公于我存质疑，有缘再世骑驴东土来。
2017年2月24日于家
【输氧时心吟一联】
世事千般难洞察须明察，
人生万象费考量必思量。
2018年8月20日于家
除了写诗，外公生前的另一大爱好就是记账。外公在抽屉里留下了三本账本，分别是于不同年代所记。从中可以读到外公的节俭、细致和那个年代的贫瘠。他平日的吃穿住用，大多只要几元、十几元。
某个账本，在“给曾孙女压岁钱”这一项下面，记录着“打发求乞者（一老太婆）”和“打发祈求者（一老汉）”各1元。这还不算外公记下的最小金额。
二姨告诉我，有次她陪外公逛公园，外公突然想喝水豆腐，一碗5毛钱，二姨就买了一碗。刚付完钱，她转身一看，只见外公在账本上记账，水豆腐则搁在一旁。
一开始，我觉得外公记账过于细致，甚至很没必要，直到后来我从《金色梦乡》中读到一句话，“人类最强大的武器，是习惯与信赖。”顿时理解了记账这件事本身对于外公的意义。
长期的经济拮据，使他养成了节俭、细致、勤于记账的习惯。他通过日复一日的记账，来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了该花的地方。
除了必要的家庭开支，远亲近邻的人情往来，他也照顾得仔仔细细。后来他病重，一住院就是三五天，期间不断有人探望送礼，他也坚持记账。有时入院仓促，没有携带账本，他便把数目记在心中，出院以后，再找账本补充记录，以便未来打点人情。
如今，他留下的这些账本和诗词，包括他发表过的最率性、毫无忌讳的言辞，全都被家人收起来，保管在另一个地方。
外公的遗物中，最贵重的便是他的书。外公年轻时买过很多好书，只可惜有相当数量的书在文革期间被抄家抄走，使得我们这些后辈无法再见到。余下的几百本书里，有价值的不过几十本，主要是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聊斋志异》等旧版的古典文学名著，曾是妈妈童年时期的启蒙读物。
整理旧书的过程，最直观地让人看到岁月的痕迹。这些书年代久远，有的是繁体字、竖排，有的封皮已经脱落、泛黄，却依稀还能看到外公当时的签名和笔记。
不禁让人想起那个惜字如金的年代，一盏煤油灯，一行行黑色的铅字，就能为出生在偏僻山村的小女孩打开一片神奇的世界。
外公将他收藏的旧书全都留给了妈妈。他生前对妈妈说，她和他一样，“是最爱读书的。”
妈妈记得，很小的时候，家里条件艰苦。她考上了浏阳一中，却不想去读。后来，外公和舅舅砍了家里半座山的柴，送去砖窑卖了钱，才给她缴了第一期学费。
开学前，外公送她步行去沙市，从那里乘班车去浏阳一中上学。一路上，外公推着独轮车，车上放着妈妈的木箱。当时外公的脚受了伤，就那么一瘸一拐地，走了10多里路。她后来回忆说，是从那时开始，她决心好好读书，报答父亲。
整理完毕，妈妈将旧书装满了两个大袋子。当她拎着沉甸甸的袋子往外走，打算装进汽车后备箱时，却突然停在外公卧室门口，失声痛哭。
4 再会
外公去世后，家人们一度以为他已托生为鲤鱼。
那只鲤鱼，起先是一位亲人送给我们，拿来当做葬礼期间的祭品。在举行追悼会的那天，它被放在祭台上的一只盘子里，旁边是燃烧的香烛。当我们身披孝服、围着祭台转圈打家祭的时候，它三次从桌上跳下来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又被大姨放回盘子里。它嘴巴一开一合、挣扎求生的模样，莫名地让我想起外公，还有他从未屈服的一生。
我对表哥说：“如果葬礼结束以后，这只鱼还活着，我们应该把它放生。”第二天中午，给外公送葬后，回到家一看，它果然还活着。它躺在一只干燥的桶里，快要奄奄一息。我和表哥用井水浇它，过了一会儿，原本横躺在水里的鱼，一个用力翻过身来，活了。我们欢呼雀跃。
见证了一只鱼挣扎24小时后幸存的生命奇迹，家里再也没有人忍心吃它。妈妈和大姨将它在水里养了两天，然后带它去了捞刀河放生。当那只鲤鱼跃入水中，游走不见的一瞬间，她模模糊糊地形成一些超自然的念头：难道父亲已经托生？来生要体验鱼之乐，鲤鱼跳龙门？
放生回来后，妈妈感慨万千，多次和人说起鱼坚强的故事。同样，她也从朋友口中听到类似的传说。这些情节离奇的“托生”故事背后，不约而同地具有某种温暖的底色。
比方说，有人告诉妈妈，以前有个村民，一辈子老老实实，与世无争。他去世以后，棺材底下竟然爬出一只螃蟹。旁人一看，纷纷感叹道：这样也好，若是长了一对钳子，进了阴间，也不再怕人欺负了。
我不确定妈妈是否真的相信这个故事，但确定无疑的是，给鱼放生带来了某种期盼。正如外公已经逝去的一生，虽历经坎坷，却波澜壮阔。
在那天的朋友圈里，妈妈写道：
“我们将它放生捞刀河，让它流入湘江，到洞庭湖，过长江，去向无边无际的大海。”
